《湄公河行动》剧照
统观《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2》（2018）《红海行动》（2018）《我和我的祖国》（2019）等影片，我们发现对真人真事的改编是新主流电影重要的创作来源。在具体的叙事策略上，以“英雄形象”为叙事对象，通过情景复现,完成对观众情感的询唤,成为该类影片的制胜法宝。本文试图从形象创设和具身体验的构成出发，分析由真人真事改编而来的新主流电影如何通过民族英雄形象的创设完成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探究影像凝聚观众主体背后的深层原因，使观众更加理性地看待近几年新主流电影在市场和口碑上的双赢现象。
形象创设：民族英雄的型塑与意识形态话语的询唤
在小说、电影、话剧等艺术形式中，都存在人物形象的创设问题。甚至，在新闻报道的真人真事事件中，也有相关人物形象的呈现（受害者、施暴者等形象）。但不同的是，绘画、照片、小说等艺术形式中的“形象”是平面静止的,而具有一定的“他性”，即这种平面形象与观众/读者保持一定的陌生感，无法引起观众/读者的深度共鸣，观众只有消化文本产生的陌生感，才能实现审美愉悦。但是，电影追求的是直观的冲击力和沉浸式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种陌生感，因此更加注重形象创设。尤其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新主流电影，在故事上更加贴近观众的日常生活，更具亲和力。基于此，真实事件中英雄形象的型塑与意识形态话语的询唤是新主流电影成功的重要元素。
《战狼２》剧照
在杰姆逊看来，“形象”并不是物质的，而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也就是说，形象的型塑并非仅仅指那一种形象是什么（物质性），而是这种形象所象征的某种符号（形而上的意义）。在真人真事改编而来的新主流电影中，民族英雄形象的创设暗喻了国家形象、军人形象以及民族话语的正向表达。如改编自“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事件”的《湄公河行动》中，塑造了为遇害的中国船员讨回公道的中国（军队）行动小组；改编自“2011年，中国海外撤侨（北非撤侨）事件”的《战狼2》，型塑了“冷峰”这一具有中国精神的民族英雄形象；同样地，改编自“也门撤侨事件”的《红海行动》，为撤出处在异域中的中国百姓，型塑了一支负责、勇敢、不畏牺牲的中国军人形象。
在这些影片中，民族英雄形象的话语成为传递意识形态的最佳途径。正如《湄公河行动》中，中国禁毒小队秉承“为死去的中国人讨一个公道”的信念，《红海行动》中“不能丢下任何一个中国人”的承诺，以及《战狼2》中那句“东亚病夫，那是以前”唤起的大众民族凝聚力的有力呼喊。在上述英雄形象的创设中，创作者将个人英雄主义的内核与真实事件中的家国背景巧妙置换，使个人英雄主义被具有民族情感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取代，让观众在心理上产生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具身体验：影像-观众主体的互动性建构
“具身体验”一词源于维维安·索布切克提出的“具感体验”一词，指的是在观影过程中，观众与影像之间产生的近密感。即国内学者孙绍谊指出的“看电影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两种身体的接触，是互为经验和感觉的过程。”进一步讲是影像主体与观众主体互为主体性建构的过程。本文将要探讨的是，新主流电影中，影像与观众之间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建构互主体性的？这种互主体性的建构达到了一种怎样的媒介效果？
《红海行动》剧照
首先从影像本身来说，新主流电影在内容上逐步探索出“动作+拯救”的类型样式，此种类型样式在形式上形成了一种“民族凝聚性结构”。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中》一书中指出，“凝聚性结构”可以把人和他身边的人连接到一起，其方式就是让他们构造一个“象征意义体系”。在这个“象征意义体系”中，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为他们指明了方向。”无一例外，在近几年的新主流电影中，改编的事件原型会唤起民众对“受难者/日”的记忆，而与现实高度相似的影像机制极易引发民众的集体记忆。因此，影像唤起记忆经验，同时观众也在经验中重返影像，形成精神层面的近密感。通过真实事件情景与观众既往经验的互动，观众被缝合进影片的叙事中，其认同体验成为身体化反应。
其次，从观众接受的角度，在上述类型样式与民族凝聚性结构中，观众的主体性得到自反性的重估和提振，自我主体性的强化与民族主体性的建构高度耦合，二者互为建构。从这一点来看，在新主流电影中，从民族英雄形象的创设到最终成功地拯救国人/讨回公道等，这一系列事件所构成的凝聚性结构为观众及其主体性建立提供了合理的面向。不同于新世纪前后的主流电影，《集结号》《建军大业》《建党伟业》等影片尝试还原历史事实，此种还原的过程实单向地传达“人性、传奇、伟人”等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缺乏此历史经验/知识的观众，便无法很好地理解/接受。反观近两年的新主流电影，在选材上，如《战狼2》《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等影片都是取材自较为真实的（新闻）事件，并在这种真实的基础上，进行戏剧性改编；另外，新主流电影以“拯救”为行动主题，讲述的是与民众息息相关的事件。即“民众遇难+军人拯救”的叙事策略，此种叙事形式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可想象的假设——如果我/观众/主体陷入危难之际，那么国家/军队也不会放弃我/观众/主体，由此家国的归属感在观影过程中被凸显出来。因此，新主流电影在观众的心理层面作出了假设/前提，并潜移默化地建构了民众的民族主体意识。
《我和我的祖国》海报
学界对新主流电影的讨论多集中在产业方面，对于其题材来源与观众接受机制等方面鲜有涉及。作为中国电影工业美学的重要践行案例，近年来以《战狼2》为代表的影片正在悄然转换新主流电影的呈述结构。只有通过工业和内容两方面的整合以及对观众既往经验的询唤，才可能实现在工业美学视阈下对中国电影创作风险的规避和票房的大致预估，真正实现电影发展的系统化和可持续化。（孙力珍 侯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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