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就中韩两国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互致贺信。当天晚上九点半，中国一艘载有400多人的客轮突遇龙卷风，在长江湖北石首段倾覆。船上载有458人，大多数出门旅游的老人。彼时，韩国正在经历MERS病毒折磨，不断有人被隔离，不断有人死亡。
场景何其相似，中国曾经历国SARS病毒袭击；就在去年，韩国也经历了沉痛的“岁月号”沉没事件。如今，我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国家，却似在命运之神的安排下，发生了角色互换。
面对重大事件，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国家都会集结最优质的资源进行灾难应急。像SARS爆发时，集聚了全国最优秀的专家、医生、护士，奋斗在最危险的一线，积极营救病人。在“东方之星”沉没之后，交通运输部立即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批示，总理李克强亲自赴现场指挥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人命大于天。要以对人民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争分夺秒，调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不惜一切代价做好人员搜救和相关处置工作。
韩国“岁月号”沉没之后，总统朴槿惠则表示，政府要尽一切力量搜救，称“一个人都不能放弃”。事发后不久，朴槿惠亲自前往了事发地点，而地方政府各职务的候选人也宣布停止一切竞选活动。而此次，韩国在MERS爆发之后，政府专门也成立了由灾难安全、保健福祉、行政自治、经济金融、法务、外交、治安等相关部门秘书官组成的“MERS紧急对策小组”，24小时应对紧急情况。朴槿惠高度关注事态进展，并随时提出批评与建议。
但我们也要看到，伴随政府救援一起到来的，也总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在韩国，无论是打捞岁月号，还是此次应对MERS病毒，相关部门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比如，在岁月号打捞之时，海洋警察厅就被批评为“官商勾结”、搜救迟缓，最终在舆论的强大攻击下，朴槿惠不得不宣布解散了这一拥有60年历史的政府部门。而在此次应对MERS病毒之时，韩国卫生部门也被指责为官僚主义作风顽固，因为第一个患者就诊的第4家医院医生得知他之前去过巴林，即刻向卫生单位申报，但保健当局却以巴林不是危险国家为由，拖延了一天半的时间，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对此，朴槿惠在一场会议上批评卫生部门应对不足，“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的最初应对……不充分”。她呼吁政府尽“一切”努力来阻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在中国，伴随灾难的发展，网友在表达焦灼的同时，也不时的有质疑之声冒出来，例如，SARS爆发之初，宣传、卫生等部门就被质疑对疫情估计不足、控制不力；而有网友在关注“东方之星”打捞情况的同时，也质疑为何三天之后才将沉船打捞出水？为何不在第一天就将船体切割？对此，搜救专家们给出了比较专业的答复，取得了部分公众的信任。而6月5日晚，“东方之星”号所属公司法人代表姜曌公开道歉、寻求公众谅解，也算是一种比较积极的应对态度。
事实上，现代社会即使非常发达，我们可能仍然要面临不明原因的瘟疫，无法预知的龙卷风，无法预测的地震，甚至有时候连一架飞机到底去哪儿了都说不清……这是我们人类的悲哀。但经验也告诉我们，天灾背后往往潜伏着人祸，或者说，有时候人祸在天灾之后还会给受害者及其家属带来了二次伤害。毫无疑问，怎样应对这么突如其来的灾难，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考验着一个政府的行政能力、执政水平。处理不好，质疑声倒在其次，关键是会伤害死伤者的情感，影响政府公信力。
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MERS，可能谁都没有经验，但是从中韩两国一次次处理突发灾难来看，要想在重大灾难发生之后做到最理想的营救，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无疑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打造一支专业、高效的救援队伍。二是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应对媒体，将最及时、准确的消息告诉公众，以期打消公众疑虑、消弭恐慌，同时，控制灾情(特别是疫情)在密闭的状态下升级。三是，灾难之后必须要有行之有效的问责。像朴槿惠解散韩国海洋警察厅，让公众看到了问责的决心。四是，灾难之后还需反思，像我国在SARS之后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条例》，为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处理提供了法律基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突发性事件、灾难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往往是公共系统长期积累问题的总爆发。对此，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在灾难发生前，每一座桥梁、房屋、轮船，都建得足够结实；灾难发生时，每个人都恪尽职守、守土有责；灾难发生后，政府做到营救有力、问责有声，方能将灾难降到最低点，也方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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