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撑起“半边天”的今天的女人，值得可欣可羡。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过去的、尤其是古时候的女人。
虽然，在历史的长河里，她们大多数默默无闻，可有这么一些女人，着实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她们用自己的事迹，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对于此说，千百年来，纵解纷纭。有人见文生义，直译为“你同女人亲近，她便不知谦让；你与女人疏远，则又生成怨恨”。大学者朱熹认为，孔子言及的女人是指家人。
又有史学家以为，所谓女人“是与君子和淑女相对的人格不成熟的人”。反正，众说不一，难以定论。但第一种解释，似乎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之，古往今来，“牝鸡司晨”“女人误国”“红颜祸水”，不绝于耳。
事实上，此言荒谬绝伦。男人往往以“食色性也”为借口，既离不开女人，而又拿女人说事；利用着女人，又牺牲女人、拿女人当“替罪羊”。这是古时候的男人的无良，更是古代女人的悲哀。
其实，女人属于一种不可低估的阴柔的力量。
以史为鉴，女人所起的重要作用，比之男人并无大差，而有时正是由于女人的作用与牺牲，才成就了男人的事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影响着国家的政治走向和社会历史进程，改变甚或创造着历史。
仅以春秋战国这一复杂历史时期论之，即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先说女人在助国立君中所起的作用。晋献公年老昏聩，杀原太子申生，立爱妃骊姬所生的小儿子奚齐为储君。献公死后，国内大乱。献公儿子重耳流亡齐国，纳齐女为妻，受齐优待，“乐不思蜀”。其妻斥之胸无大志，与手下将其灌醉，放到车上运出齐国。后在秦国的帮助下，流亡十九年的公子重耳，终于重返晋国，继承王位，是为“晋文公”。可以说，若非齐女，也就没有“晋文公”，更惶论晋国后来一跃而为“春秋五霸”的强大了。被吴王夫差大败后的越王勾践，一边“卧薪尝胆”，一边在苎罗山觅得美女西施，让范蠡献与吴王。
依靠西施受宠的关系，越国在饥荒时，借得吴国粮食一万担，一解荒时暴月之困，渡过了难关。来年，又将一万担蒸熟后晒干的粮食，当做粮种归还吴国，而使吴国当年颗粒无收，后来灾荒连年。最后勾践终于灭亡吴国，自身强大起来，成为东南霸主。倘若没有西施，越国的灭吴和强盛，真不知要等到驴年马月才能实现。
又说女人在扶危解困中所起的作用。著名纵横家魏国人张仪，曾使楚国蒙受巨大损失，楚怀王对其恨之入骨，拟以黔中地与秦换张仪而杀之。张仪通过贿赂楚怀王嬖臣靳尚，向怀王宠姬郑袖虚妄言之：“秦王器重张仪，拟以上庸六县及大批美女来赎之”。郑袖恐秦之美女夺其宠爱，哀泣楚怀王释放张仪并厚待之。无论郑袖出于什么目的，但终归是美女救得了英雄命，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当齐国公族孟尝君被秦昭王任用为相时，有人向秦昭王进言：“孟尝君身为齐人，必先事齐后事秦”。孟尝君在秦昭王拟杀之的危急时刻，暗中派人盗出一袭狐白裘，献于秦昭王宠姬，请求宠姬代之向秦昭王求情。如此，孟尝君才得以赦免并逃离咸阳。也许秦昭王宠姬是因贿而为之，但无论如何，如无此宠姬，孟尝君即使不血溅秦王宫，其命运也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自然，也就没有了我们今日所熟悉的“鸡鸣狗盗”的典故了。
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为出兵救赵，哀求曾有恩与其的魏安王的宠姬如姬，盗取安王兵符，解了秦昭襄王围困赵国之危。
如姬当然是出于抱恩的目的，但是，应该说，正是如姬的“冒魏安王之大不韪”，“以德报德”、行侠仗义，才解救了赵国，成就了信陵君的功业。
再说女人的牺牲与国家盛弱的作用。
吴王阖闾政变篡权后，想干一番事业，格外重视人才，召孙武带兵演义。孙武以八十美女为两队，以吴王两宠姬为队长，演释兵法。两宠姬笑不从命，孙武怒而杀之。固然，两宠姬的被杀，是可悲的，然而，如果没有两宠姬的牺牲，也就没有了吴王对孙武的重视与信任，自然，也就没有了孙武在吴国指挥征楚伐越的胜利，更没有吴国后来威震一时的强大。
孔子由大司寇代理鲁国国事期间，道德复苏，男女分路而行，路不拾遗，国泰民安，蒸蒸日上。相邻的齐国担心鲁国强盛的威胁，以八十名美貌乐女与一百二十匹五色骏马，诱惑鲁定公与权臣季恒子。定公接受“礼物”后，沉迷酒色歌舞。季恒子五日不听政，并不将祭肉分予大夫。孔子大失所望、哀叹离去。鲁国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机会，逐步败落下去，而齐国则去除了威胁，日渐强盛。难道说，这不是女人的作用，换得的此弱彼强？
不可否认，封建时代男尊女卑，女子确实处于被歧视、被利用、被玩弄、被出卖、被牺牲的地位。但见仁见智，褒贬自由人说。
上述例证也许牵强附会，但谁又能否认女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否认女人的可歌可泣、可悲可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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