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在准备西进益州的关键时刻突然病逝，曾有一篇名为《建安十五年》的历史小说，对于周瑜的突然病逝提出了质疑。
但毕竟是小说家言，看过即可不必认真。但我在接触过一些史料之后，字里行间的细节总让人有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
所谓的“阴谋论”不一定是历史事实，毕竟真正的历史事实无法还原。但如果能够达到逻辑自洽的标准，还是可以作为一家之言的。
曹操重要幕僚郭嘉病逝的时候38岁，曹操曾说郭嘉“中年夭折”。而周瑜病逝的时候36岁，似乎也能算是“中年夭折”。
郭嘉的死因是几乎无人怀疑，就是病逝。曹操提起郭嘉，总是一副惋惜的口吻。因为按照郭嘉的地位，一定能够享受到较高水准的医疗服务。
周瑜同样是病逝，但周瑜的死因一直有人质疑。
其实关键点就在于“夭亡”和“暴亡”，这在史书记载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夭亡可以是长期卧床病重不治，一把年纪的人也可以突然暴亡。
基于常识判断，从染病到病逝是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三国志》中记载“卒”或“病卒”的人物，一般都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去世。
而周瑜的记录是“病卒”，其过程却非“夭亡”，而是“暴亡”。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周瑜病逝的过程。
赤壁之战取得大胜后，周瑜并未就此班师，而是对曹操控制下的荆州展开了乘胜追击。经过一年多的相持，曹操指派防守江陵的曹仁撤退，东吴集团控制了整个长江北岸的南郡地区。
同一时期，赤壁之战时处于周瑜羽翼下的刘备集团趁机接收了抵抗薄弱的荆南地区，自曹操南征后再次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此时，对于东吴未来的长期发展战略，有两种不同的思想：第一种是周瑜等人坚持的“伐蜀”，第二种是鲁肃等人坚持的“借荆州”。
周瑜从前线返回京口，向孙权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构想，从而得到了孙权的首肯。而就在回到江陵的路上，周瑜突然去世。显然，谁都没有想到周瑜在这样一个时间点离开人世，完全可以称他的死为“暴亡”。
这不仅是我的推断，也是周瑜自己的认知。他在去世前写给孙权的信中也说自己遇到的是一场“暴疾”，前一天开始治疗，第二天就到了已经知道自己必死，开始处理后事。
有人曾把周瑜的去世与一年前攻打南郡时受的箭伤联系起来，这种猜想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只是外伤，而且是一年前的一次外伤。没有任何外力影响的情况下，它怎么可能在短短几日内夺走一个健康成年人的生命呢？
“伐蜀”和“借荆州”是江陵之战后东吴内部的两种不同的声音，在赤壁之战时与周瑜同为铁杆鹰派的鲁肃，此时却坚决地提出“借荆州”的策略。这两种策略是无法共存的，如果东吴失去了南郡这个关键的后勤补给据点，独自进攻蜀地是不现实的。
此时的刘备选择了独自前往京口，与孙权面谈。
深入吴都，对已经跟周瑜翻脸的刘备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冒险。果然，周瑜写了一封信给孙权，提出“软禁刘备”的计划。孙权并没有采纳周瑜的意见，而是听从了鲁肃的建议。
周瑜花费一年时间，拼死拼活地打下南郡，最终反倒便宜了刘备，而这显是周瑜难以接受的。
这就让事情变得很有趣了。鲁肃提出的借江陵计划，孙权同意了；周瑜提出的伐蜀计划，孙权也同意了。而上面已经说过，这两个计划是相互抵触的。那么，孙权这种做法是什么意思呢？
只有一种可能：孙权在权衡两个计划的同时，已经做好了斩断另一个计划的准备。那个被斩断的计划，就是伐蜀。
那么，正如那位大侦探挂在嘴边的话一样，剩下的那个可能无论多么荒谬，都是真相。
周瑜之死，孙权涉案！
一下子抛出这个石破天惊的结论似乎显得过于草率，那么我们从其他的一些角度来进一步进行论证。
赤壁之战后，周瑜名望大增。曹操写信给孙权，在信中对周瑜大加吹捧，这是“捧杀”的标准操作。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对于作为东吴实际统治者的孙权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喜闻乐见的局面。
周瑜与孙权之兄孙策的关系长期以来脍炙人口，不过这种关系的背后同样有阴影的存在。随孙策东渡之后，周瑜曾一度返回袁术控制下的寿春。但出于对袁术的失望，周瑜再次东归，受到了孙策的亲自迎接。
这里存在一个很少有人去思考的问题，在江东初定，百废俱兴时，周瑜为什么北归袁术？
虽然名义上是跟随叔父周尚去寿春接受新职，但是此时的周瑜已经二十四岁，完全具有自己的行为能力。那么他回到寿春的行为只能解释为，他还没有对江东的新政权死心塌地，他最后回到吴地的理由是因为不看好袁术。
周瑜在孙策有生之年并未参与中枢要务，而是长期在外地征战与镇守。当时孙策政权的中枢头脑另有其人，就是张昭。孙策在临终前，托孤的对象也是张昭，而非在外驻守的周瑜。
周瑜在这个时候做了什么事呢？按照时间顺序来看在孙权开始行使权力之后，周瑜带兵返回吴地，这显然是逾越了自己身份的举动。
一面是年仅十九岁的孙权，一面是手握重兵的周瑜，虽然史书轻描淡写地用“赴丧”来概括，但我们不难嗅出后面的凶险气息。
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就是：周瑜进入中枢，分去了一部分原属于张昭的权力。当时只有十九岁的孙权当然无法改变这种权力格局，但是这段经历想必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火种。
赤壁之战后，周瑜名望大增，终于在建安十五年引爆了这颗火种。
周瑜自己在建安十五年的时候，是怎么认识扑朔迷离的局势呢？从周瑜临死前写的那封信可以看出，这里面记录了周瑜的政治遗言。
周瑜在临死之前给孙权写信，一方面说明事发突然，另一方面，业可以说是周瑜在猝然去世前的一次政治声明。
在信的开始，周瑜明确地提出了伐蜀计划，又写出了“染病”的经过。这两点正是孙权不欲为世人所知的要点，而在这封信中被周瑜所特意点出。周瑜染病经过的突然会令人怀疑，而取蜀计划正是矛盾冲突的焦点所在，也是周瑜最后暴死的深层原因。可惜的是，周瑜临死前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
周瑜对权力的窥视与争取毋庸讳言，不过这种权力欲与其说像怀抱篡心的司马懿，不如说像后主时期大权独揽以便推行自己国策的诸葛亮。
此刻的他已不是那个带兵回都的桀骜外将，而是真正想为东吴开拓基业，形成天下二分之势的栋梁。可是，他的主公孙权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而不谙权术的少年了。这种角色的前后冲突，最终造成了不可调和的悲剧。
在中国古代残酷的政治游戏中，这个无言的结局。或许，也是唯一可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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