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服饰时尚方面，男士较女子要迟滞不少，也简单不少。民国期间有一种说法：男子持重，不过一套西装罢了。可见西装在民国时期已经是十分重要的男子服装款式了。
然而，这一外来文明的代表，却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土地找到了专属于他的生存土壤。即深受欢迎，又饱受非议，文人为之打得笔仗不尽其数。现在，让我们好好看看西装初到中国的故事。
西装的东传，早在同治年间便已出现。那是口岸多有开放，租界开辟，洋务运动正蓬勃开展，留学运动方兴未艾，此情此景，难念会引出一些西装之士。
早在1904年，上海的“王兴昌记”便已经制出了国产西装。
尤其革命党人，远隔重洋，剪掉辫子，换上西装，以示革命之决心。
民国初建，颁布的第一服制条例就是规定大礼服用西装燕尾服，理由是：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此后燕尾西服居庙堂多时。1918年，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时，就穿一身燕尾服。
由于官方的认可，民国成立后，西装迅速成为上流社会的正式交往服装。在国内，特别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出现了穿西装的潮流。上海冠华，惠罗等大的衣帽公司在各大报纸上大作西装定制广告，也可看出西服之流行。《申报》1912年有数据统计：进口洋服洋帽二项，已达一百二十五万两，一埠如是，上海各处可知。春季如是，去东今夏可知。充分反映了旺盛的需求。
然而，文人，尤其是知名文人，往往旧学深厚，对西装最是不屑，认为穿西装都是浅薄的崇洋媚外。就如同武昌起义后，南北议和，清廷代表，一品大员的唐绍仪一身西装出席，而应当着西装的革命党代表伍廷芳却一身中式长袍马褂。
唐虽为首批留美幼童，但毕竟是清廷代表，如此穿着，是否白表示清廷愿意接受更化？
那伍氏一身长袍马褂，又作何表示？中服为体，西服为用？如此势必让人纠结。引来一众口诛笔伐。
如唐绍仪这等当局大员，既有文化又有身份的上层人士穿着西装，是西装看起来无非是所占高位，完全不过是出于政治理由罢了。
林语堂先生对于西装的揶揄最为直接，他直言，中国的绅士都穿中国衣服，“名成利就的中国高士、思想家、银行家，有许多从来没有穿过西装。”
林先生认为，这些成功人士一旦在社会上有所成就，便无需着西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地位稳固，不需要西装去掩饰他们浅薄的英文知识，或他们的低微本能。
说白了，穿西装着，总体看来，非穷即贱。而这些穿西装的人，大多是党部青年、暴发户、愚人、智力薄弱之人。富贵之人，若要硬穿西装，便是讨贱。
甚至直接称西服为“狗领”又说“上海的绑匪是不会去帮一个穿西装的人”因为不值得一绑。
林先生写下的这篇著名的《生活的艺术—西装的不合人性》一经发表，引起舆论强烈反响，连鲁迅先生也写文调侃称穿西装者“不怕贼来偷，就怕掉河里”。西装逐渐成了浅薄西化时尚的典型，辜鸿铭等外侨归国，是决不穿西装的。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没有秀才，百年也不成。
民国期间，西装因为没有得到文人的青睐，所以命运多舛。
许多人从经济角度来看，认为中国不能自己生产毛织面料，使其“价值之昂贵，远超中服”。穿西服等于将金钱输出国外，导致利权外溢，国用不强，从而使国家纺织工业日益衰落。因此，穿西装成了不爱国的表现。
在这种舆论压力之下，当局表示严格禁止党政人员着西装，并对穿西装个人和生产西装的企业征收“西装税”。1931年的《广东政府公报》发文《规定西装用品裁缝等业之营业税税率》明文规定了西装按化妆品征税，不可为不重。
即便如此严苛的对待，苏杭一带的时髦青年，便在传统的夹袍褂制作中，用西式哔几呢，直贡呢为面料，传统绸缎做里子。这样的潮流，引发了老先生们的巍然长叹“优美之国货，只做夹里，黯然无光之外货 ，却做面子，无怪乎中国这点面子，都被国外人占去也”。
随着时局的变换，民族主义的成分日益增加，时尚不再是当年的不中不西，亦或亦中亦西。以胡适先生而论，待其任北大校长时，已经变成“蓝布大褂”了。
直到1981年改革开放，西装才再次重出江湖，装点河山。
西装，这一起源与西方国家管家制服的服装样式，在民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他经过不停的改良，休整，版式渐渐多样化，色彩面料也越来越丰富。
西装的发展收到每个时代的环境的影响，在每一个阶段，它都在不断的创新，或者极致复古。
从民国初登舞台，到如今大放异彩，于西装是一场轮回，时尚也是如此，这或许也是服饰文明难以捉摸又极具魅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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