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海洋政策研究中，禁海与开海是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海禁一直被认为是明代海疆经略的主线，闭关自守也通常成为其负面评价的代名词。然而，有明一代，关于禁海与开海的论争从未停止，海洋政策一直在时禁时开、时张时弛之间往复。即使在海禁时期，民间海外贸易的孔道也从未被完全堵塞。
嘉靖年间开放海禁之议
明朝建立之初，即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禁出海行为从未间断。嘉靖二年（1523）宁波争贡之役与二十八年走马溪事件发生后，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倭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请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
面对愈演愈烈的走私行为和海盗活动，禁海派认为，应该重拾祖宗成宪，将海禁条例法律化，严禁对外交通，加强沿海军事布防，以抵御倭寇、海盗。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使主张厉行海禁的官僚得到了口实，兵科给事中夏言坚决认为“祸起于市舶”，奏请立即关闭宁波市舶司，断绝日本朝贡渠道。刑科给事中王希文也把倭患归因于番舶贸易，反对重开市舶。郑晓、林富等人则指出，应当罢黜的是市舶太监而非市舶司，重开市舶与外通商，有助国利民之益。这一主张虽然得到一些沿海地方官的认同，但未被明廷采纳。
总体上看，嘉靖前期的开海主张一直被禁海呼声压制。直到嘉靖三十一年发生大倭患，时人对海洋局势的认识才逐渐清晰，开海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以唐枢、谭纶等为代表的开海派认识到，倭患根源在于海禁太严，寇与商本为同源，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开港互市实为消除倭患的根本途径。他们还指出，开海具有弭盗、安民、固防、增税等好处。林希元曾言：“佛郎机（指葡萄牙）未尝为盗，且为吾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禁海派官员则认为，开海实为贪念一时之利，一旦开市，无禁无阻，有违祖宗成宪，若夷人乘机滋事，滋扰地方，则难以收拾。
总体来看，持禁海主张的人试图以封锁海洋、禁民出海换取海疆安全，严重低估了海洋贸易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开海派的认识虽不完全准确，却能够以理性和开明的态度看待中外民间贸易，认识到开海通商势在必行。
隆庆开海否定海禁政策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开海呼声，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至此，民间出海贸易合法化。除万历二十一年（1593）明廷因日本侵略朝鲜而实行短暂海禁外，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对于隆庆开海的意义，部分学者给予高度评价。张彬村认为，“隆庆开港，一方面使人民的海贸活动合法化而不再铤而走险，一方面又藉此向海贸商人抽税以提供地方政府和海防人员的开支。海禁令的解除当然也使明廷得以缩编海防部队”。樊树志、范金民等人也认为，开海以后，民间海外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以东南海商为主体的亚洲海域华人贸易网络逐步形成，加之白银的大量输入，有效推动了中国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陈尚胜、晁中辰、王日根等人则认为，仅开放月港一口，允许漳、泉二地商民出海贸易，且不准外国商人入境通商，无论从开放范围还是通商制度来看，都具有极大局限性，以局部地区开放来换取全国绝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海禁，造成了不平等的海外贸易环境，导致走私贸易再度兴起，最终摧垮了月港合法贸易。
综合两派观点来看，双方只是关注侧重点有所不同。从明代发展进程来看，相对于明初以降一直延续的海禁政策，隆庆开海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但是，从全球史视角来看，局部的、有限的开放并不足以使明朝抓住海洋发展的良机。
禁海与开海反复变动
万历末年，走私和海盗活动猖獗，加之荷兰人占据台湾，月港贸易迅速衰落，东南海疆陷入紧张局面，明廷下令关闭月港贸易，再次厉行海禁。至此，隆庆以降的开海政策被打破。明末，海洋政策陷入禁海与开海的反复变动中，仅天启、崇祯年间，就经历了开海、天启四年（1624）禁海、天启五年再次开海、崇祯元年（1628）再次禁海、崇祯六年复开的四次变动。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基于海防安全和经济压力的考虑，明廷频繁调整海洋政策，在开、禁之间不断变更，朝野士人亦各持己见。以巡抚南居益为首的福建地方官员认为，为了闽海安全考虑，切不可答应荷兰人的通商要求，军事防御和沿海戒严才是抵挡荷兰人的有效方式。沈鈇则认为，禁海致使普通百姓无以为生，而豪右奸民仍能违禁出海，“不如俟彭湖岛设兵镇后，红夷息肩，暂复旧例，听洋商明给文引，往贩东西二洋”。
崇祯元年，因海盗劫掠闽、浙、粤沿海，官方一时难以控制，福建巡按御史赵胤昌请“禁洋舡下海”，得到巡抚朱一冯的支持。他们认为，月港洋税虽可供闽省兵饷，但海寇猖獗导致海上合法贸易被破坏，官方所控制的海洋之利锐减，不足为募兵之费，唯有禁海以弭盗源。赵胤昌等人的禁海主张遭到朝廷官员及闽籍士绅的反对。梁廷栋、熊明遇、傅元初等纷纷上疏，“请开漳、泉二府洋禁，以苏民困而足国用”。何乔远更是专撰《开洋海议》和《请开海禁疏》，详论禁海与开海问题，认为海洋是闽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开海贸易不仅可以互通有无，还可以达到弭盗、安民、裕国等目的。这一主张得到杨宗王、蔡献臣等大批闽籍士绅的赞同和支持。
明末，开放海外贸易已是时势所趋，关闭海洋不但不能阻止民间下海通番的浪潮，而且阻断了官方财路，这是明廷所不愿看到的。但是，因明朝海防日渐废弛，面对海上势力威胁时往往力有不逮，只能选择禁海这种被动保守的临时防御之举。
禁海导致海洋文明中衰
明代海洋政策何以在禁海与开海之间反复变更？究其原因，与海洋社会权力更迭密不可分。明初，面对紧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朱元璋采取封锁海疆、禁民出海的海防政策。至永乐时期，这一临时性政策被奉为祖宗之法而令后世遵循，祖制不可违的思想导致了海禁政策的延续和固化。至嘉靖时期，频繁海患使时人认识到祖制应因时而变，但大部分保守派固守海禁思想，未能看清形势变化，从而导致禁海与开海之争。隆庆年间，在沿海绅民不断努力和呼吁下，月港得以开放，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体验到开放海洋的好处。但是，由于明廷脆弱的海防机制，以及海洋意识的长期缺乏，一旦海疆面临威胁，保守派官僚便会将原因归结于开海。然而，这种禁海只是临时的防御之举，因明廷中央与地方在开海中体尝了诸多好处，开洋贸易已是时势所趋。
自明初朱元璋下令禁止官民出海以来，海禁一直是明代海洋政策的主要基调，而官方在经略海疆上的保守与退却，以及对民间海洋力量的压制，致使宋元时期曾经蓬勃发展的海洋文明出现中衰。然而，有明一代，开海呼声从未停止，并在隆庆初年得以实现，民间海洋力量在艰难曲折中顽强发展，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改变着官方固有的保守海洋观念，中华民族的海洋基因在海禁政策的包围和挤压下得以保存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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